“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钢铁行业经过40年的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7月12日，徐匡迪就中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及相关问题接受了专访，徐匡迪表示，中国钢铁还未达到引领世界钢铁的地位，“钢铁还未强国，同志仍需努力！”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钢铁工业实现了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转变，“我觉得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思想在我们钢铁工业贯彻得比较透彻。”徐匡迪一开场就深情地表示。
钢铁工业40年来主要改革成就及原因
40年来，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经了巨大变化，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首钢率先推行的承包制、邯钢经验、建设宝钢等。这些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给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宝的贵经验，使中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壮大起来。
首钢成立于清朝末年，是一家典型的官办企业，抗战时是日本人的制铁所，产品以炼铁为主，有部分铸钢，但数量很少。1981年7月，在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首钢改变了之前实行的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生产发展基金为60%，集体福利基金为20%，个人消费基金为20%的比例分配使用。那年，正值国家经济调整，要求首钢减产铁29万吨、钢7万吨。经测算，1981年全年实现利润只能达到2.65亿元，即使全部上缴，也达不到上缴利润2.7亿元的水平，再加上又是在时过半年以后开始承包的，回旋余地较小。但首钢认为，通过承包能进一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这一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突破的。结果，首钢当年实现利润3.16亿元，完成上缴任务后，企业留利4000多万元。
“首钢之所以能发展成一家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就是由于在管理采取了大胆的改革，施行承包制。首钢的改革改变了过去企业领导官本位的办法，真正实现了“谁行谁就上，谁不行谁就下”的用人制度，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干部与工人的界线。”尽管已过去几十年，谈及首钢当初实施的改革办法时，徐匡迪仍记忆犹新。
除了首钢的承包制改革外，还有在上世纪90年代全国推行的“邯钢经验”，也让徐匡迪给予了高度评价。
“邯钢经验”形成于1990年，那是钢铁行业碰到的第一次产销矛盾，当时钢铁行业快速发展，由于无序竞争产量略有过剩，又恰逢亚洲金融风暴，许多企业不适应市场经济。邯钢采取一个成本倒逼机制，“推墙入海”，实行“成本否决”。模拟市场价格核算，将成本与效益挂起钩来，将效益与分配挂起钩来，并以成本否决为杠杆，形成“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局面。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钢铁行业的快速发展壮大既不是靠吸引政府投大量的钱，也不是靠外资投资得来的，而是靠行业自身进行改革挖潜、改变经营模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靠对外开放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的结果。”徐匡迪自豪地说道。
徐匡迪介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钢铁行业的技术、工艺装备落后。主要是解放初期苏联援建大型钢铁企业，如鞍钢、武钢、包钢等，主要采用高炉大平炉为主的长的流程生产；一些地方钢铁厂，使用的小型侧吹转炉技术，这些小型侧吹转炉一般都只有6吨、8吨，最多20吨的小吨位。
“由于平炉炼一炉钢需要6~7小时，而小转炉产量又太低，所以才有了‘三打2600’。”谈及此，徐匡迪仍掩饰不住内心遗憾。事实上，1955年、1956年，世界上先进发达国家氧气转炉已经规模投产，炼一炉钢由原来平炉的5~6个小时减少到40分钟左右，炼钢效率大大提升。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钢铁氧气转炉占70%~80%，剩下20%左右都是电炉，平炉基本上已全被淘汰。但改革开放初的中国只有平炉和小型侧吹转炉，生产工艺、设备落后，工艺过程又不连贯，炼钢与轧钢脱节，断续生产、轧材多次反复加热不仅能耗高而且生产效率低。
正是认识到技术、工艺装备方面的差距，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由国家投资、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建一座现代化钢厂——宝钢。当然，在这之前已有武钢引进1.7米轧机……。这些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整个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能有效衔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1990年我国粗钢产量就达到了6535万吨，1996年，中国粗钢产量突破1亿吨。
“回顾自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钢铁行业取得巨大变化的原因，一是经营管理的改革，改变了国有企业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不高、吃大锅饭的情况；二是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来逐步改造国内的落后的设备；三是技术进步，生产流程的合理化；四是党的坚强领导，十四大以后，更制订了明确的技术进步路径和方针。”徐匡迪总结说。
“过去40年，我感觉钢铁行业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设备更新换代，平改转、模铸改连铸、取消了开坯机、进而又使轧制连续化。”这些变化令徐匡迪无限感慨。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有成功经验，自然也就有深刻教训。
徐匡迪坦言，中国钢铁工业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三个——
一是钢铁工业发展初期没有严格按照生态环保的要求健康绿色发展。钢铁工业在发展过程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而且多在大、中型城市周边，依旧走上了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中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徐匡迪说，“过去钢铁行业发展片面追求规模与高产，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现在钢铁行业再来补环保这一课很难。但是不管多难也一定要补，因为最终我们的发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
“过去中国钢铁工业在发展时没有严格按照生态和环境的要求进行选址，但现在宝武湛江基地在选址时就进行过三次论证，专门对厂址所在的东海岛的气候、风向进行过研究，由于风向原因，宝武湛江钢铁基地产生的废气大都会吹向北部湾的海上稀释扩散，不会对湛江的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徐匡迪不无欣慰地说。
二是钢铁工业发展初期只考虑短期的供需效应，没有考虑合理布局。由于当时北京、上海等城市大规模基本建设，造成我国目前河北、江苏地区有大量的钢铁厂。“钢铁行业现在不考虑布局，最终要吃苦果。”徐匡迪语气凝重，“抗美援朝时期，当时为了重工业和军工发展需求，在东北建了很多钢厂。不仅污染很重，而且随着时代变迁，东北钢铁工业产能过剩严重，所以布局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当前河北省钢铁产量过高是个难题，江苏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我们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建设加快。对钢铁的需求也大，但当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对钢铁的需求就会逐渐减少，产钢大省的钢材怎么运出去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国际上来看，陆上运输钢铁合理销售半径是300km以内，目前，1吨钢的铁路运输成本约1元钱。”徐匡迪说，“下一步，中国的发展重点中西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的基本建设，钢铁工业目前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钢铁工业的布局显得尤为重要。”
徐匡迪指出，在湛江南面东海岛建设宝武湛江钢铁基地走出了一条新路子。首先节省了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地进口铁矿石1000公里运输成本；其次，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汽车和家用电器的三大制造中心之一，有巨大的板材市场，过去只能靠从华东、东北、武汉长途运输，因此，宝武湛江基地的建设解决了珠三角地区缺少钢铁的问题。宝武湛江基地建成后，要逐步把炼铁炼焦这些铁前工序转移到湛江基地，上海宝山、武汉的青山只做热轧板和冷轧板热轧满足上海武汉地区的市场需求。不仅降低成本还遵循了绿色发展要求，可大大改善上海、武汉的大气环境。
三是中国钢铁工业面临工艺流程再造问题。“现在中国钢铁行业长流程近90%，而美国、欧盟短流程已经占到40%以上，美国生产普通钢材主要的流程就是用废钢短流程电弧炉冶炼，炉外精炼然后就轧制。”徐匡迪表示，“如果我国钢铁工业工艺流程再造成功，一方面可以减小对国外铁矿石对的依存度，另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排放，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用短流程冶炼，还可以调峰运行，解决能源供应的峰谷问题、解决环境问题，同时降低能耗。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如果企业有自有电厂，长流程生产1吨成品钢大约要消耗能耗700多公斤标煤，而短流程只需要其60%左右。其次，由于工艺流程再造，将会产生出很多新的产业，如废钢回收和加工等产业。”
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改革开放使中国立于世界钢铁大国之列，走进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中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
“纵观全世界钢铁行业发展路径，中国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有两条路要走，一是必须要走钢铁工业专业化、对口工业化的道路；二是要在钢铁工业内部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使每个工序、每个岗位的操作者都能精益求精。”徐匡迪强调。
“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钢铁工业一定要加强对钢铁工业的技术研究和与最终用户的联系，也即专业化、对口化。”徐匡迪认为。“不仅仅是加强钢铁生产流程的工艺研究，还要加强钢铁工业产品品质提高的深入研究。”徐匡迪特意强调，在这方面，确实要大大的加强，如我国现在一些高级特殊钢和国外差距还比较大。再如我国高铁的轴承需要进口，一些航空、航天、重要的武器装备、精密仪器的原器件用钢还需要进口。大家都知道轴承钢的寿命和清洁度有关，但到底和什么样的夹杂物有关，以及这些夹杂物的形态、数量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掌握。
徐匡迪举例道：“在世界上最有名的轴承企业——瑞典的SKF，它有自己的钢厂，炼钢完全为生产轴承服务，也就是轴承厂办钢厂。”
“钢铁厂和最终用户关系非常重要，最好有直接的联系纽带。即使没有，供货方和用户也应该有某种联系，因为行业划分不是很合理，这些在我们国家在体制上还要深化改革。”徐匡迪呼吁，“在体制上做创新，比如现在不能把钢铁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完全合在一起，但至少先可以加强横向的紧密的联系。”
“钢铁工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徐匡迪表示。
讲到工匠精神时，徐匡迪笑着给我们讲了一个小故事。
德国大众汽车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合资工厂，当时，全球一共有7家这样的工厂。第一年，上海这家工厂生产了7500辆汽车，质量评估时排名第二。第二年，生产了15000辆汽车，质量评估时排名第四。到了生产35000辆汽车时，质量评估时排名第六。因为汽车在出厂测试时，总会发生汽车跑偏的的情况。同样一批人、同样的零部件、同样的工艺生产同一件产品，质量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通过调查发现，安装轮胎的工人在用电动风钻拧螺丝的时候，没有严格执行工序要求，螺丝拧紧后再压紧10秒钟，就因为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致使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是一种职业道德，更是一种可以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能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也是一种把简单的工作做到极致的精神。”徐匡迪强调，“改革开放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还要尊重工匠、尊重第一线的操作人员、尊重他们的劳动。钢铁质量稳定性的提高，需要人工智能、需要自动化，但人的因素还是最主要的。”
中国钢铁还没有引领世界钢铁业的发展
中国钢铁工业改革开放40年，成绩斐然，但在徐匡迪看来，中国钢铁还未达到引领世界钢铁的地位。
“中国钢铁无论从质量、效率还是在管理的精细程度上还与世界先进水平差得比较远。”徐匡迪坦称。
“中国钢铁在总量上占绝对优势，现在约占世界钢产量的56%，这样的情况持续下去一定会出现严重过剩的问题。”徐匡迪无不担忧，“因为影响钢铁产量的原因有三个，基础建设、制造业、国家领土面积。”
纵观世界钢铁发展史，二战后，日本和德国的钢铁工业发展都很快，但现在每年的钢产量都只有最高时期的一半。因为战后重建，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是钢材需求的重要拉动力。拉动钢铁第二个动力是制造业，但产业结构严重影响钢铁需求。如果是造汽车、造轮船、造工业装备，而且出口世界各地，这些消耗钢铁比例就比较大，但如果是像法国GDP主要靠奢侈品、高档服装、化妆品，虽说钢产量只有一千多万吨，但人均GDP远远超过我们。中国不会走法国的道路，但随着人民消费水平和欣赏眼光的提高，制造业的结构一定会发生变化。第三就是我国幅员辽阔，市场大，基础设施多，中西部还需要建铁路、桥梁、隧道，但假以时日，这方面需求会逐步减少，对钢铁的需求也一定会减少。
日本、韩国的最大钢铁出口是二次出口，钢铁变成了汽车、轮船、家用电器等大量出口。“如果把钢铁工业稍微延伸一下到消费品里，中国钢铁还没有领先世界。”徐匡迪清醒地指出，“关键的东西还需要进口。比如我国高铁是世界领先的技术，但目前，只解决了高铁里轮对用钢问题，轴承用钢等关键问题仍未解决。”
“钢铁还未强国，同志仍需努力！”徐匡迪最后语重心长地嘱咐。
